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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文系转载】 农村包围城市的大迁徙，不仅仅是从原乡到异城的地理转移，更是物质身份与精神身份的双重置换。“国家城市化”进程中伴随的“个人城市化”，注定是一场身心交战。城市可以栖居，却未必可以归属；乡土无法归去，却又藕断丝连。所谓的寻根之旅，往往是获得了表面零碎的记忆片断之后，更为深刻的精神失落。被父亲牵引着从城市重返原乡的孙京涛，只能以外来者的目光重新打量他最熟悉的人们；而远离故里的张新民，跟随乡亲们一起见证了中国“民工潮”，最终，停靠在一座平空而起的城市深圳。因为这样的经历，他们平静的镜头里，汹涌着跌宕起伏的宿命和无法停止的寻找。原乡与异城，或许将会是我们越来越难以抉择的矛盾。（孙京涛）
父亲（右二）和他的几个老哥儿们。这七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是560岁，他们一辈子都抽自己种的旱烟，都为自己有一支好烟袋而自豪。2012年摄。 （孙京涛/图）
这是我献给父亲的礼物。
父亲，像他那一代大多数农民一样，没有文化、朴素、勤劳。
父亲的村庄，也像大部分胶东农村一样，贫瘠、平淡、寂寂无名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的父亲，和他的东石水头村，成为我生命的起航。
改革开放前，父亲一直是生产队赶马车的，这份略略异于普通农人的职业，是我向小伙伴们夸耀的资本。我总觉得，父亲能走得很远很远，走到村人们都走不到的地方……因此他的每一次离家，都会引发我对外界无穷的想象，然后添油加醋地演绎给伙伴们听。
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到生产队的饲养场玩耍。当时的饲养员叫张爱，干瘦老头，跛腿、脾气大，早年在外当长工，闯荡江湖，见多识广。张爱大爷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，转头对父亲说：“这孩子，以后就靠这双眼吃饭！”父亲不屑：人都靠双手吃饭，哪有靠眼吃饭的？后来我考上大学，学摄影专业，父亲想起张爱大爷当年的“预言”，不胜唏嘘。
年龄稍长，我随着父亲的马车进了城。我知道，在城里，有不用马拉就会自己跑的汽车，还有能把人吸到肚子底下轧死的火车。父亲说：“使劲念书吧，念好了才能到城里工作。”我听父亲的话，从县城的重点中学一直念到北京的重点大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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